一个国家的运行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方式、应对危机的抉择、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制度设施之上的。这些稳定的制度安排塑造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诱导了相应的微观行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家治理的轨迹、抉择和后果。我把这一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因果联系称为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一个国家的运行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方式、应对危机的抉择、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制度设施之上的。这些稳定的制度安排塑造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诱导了相应的微观行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家治理的轨迹、抉择和后果。我把这一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因果联系称为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国家治理模式不是任意选择的，常常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过程有着深刻关系，有明显的途径依赖性（Finer 1997，Levi 1988，Tilly 1975，金观涛、刘青峰2011）。
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轻则表现出两者之间的紧张、不协调，重则表现为两者间的互为削弱，甚至是直接的冲突和危机。
如此负荷累累的一统体制是如何维系的？从国家治理的种种实践来看，以下两个机制尤为突出：第一，一个严密有序的官僚组织制度贯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政策意图，从而确保不同属地与中央政府的步调一致；第二，以认同中央权力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制度，在政府内部官员和社会文化中建立和强化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金观涛、刘青峰2011，陈旭麓1991）。简言之，维系一统体制的两个核心组织机制，一是官僚制度，二是观念制度。
当代中国的一统观念制度则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政治活动，甚至是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激烈的“群众运动”来不断地加以维系、修补和强化的。
在大多数情形下，一统体制欲强有力地推行其政策只能是有选择的、局部的、暂时的。
在许多情形下，这种举国体制一以贯之的做法不仅代价昂贵，难以为继，而且常常诱发重大灾难，如“大跃进”和“文革”（Yang 1996，周飞舟2003）。
我们注意到，教化努力不得不越来越依靠组织的刚性束缚，在官僚制度的层层落实过程中，从时间上、形式上和激励上加以硬性约束，例如日常工作环境中常见的参观学习、传达动员、政治活动安排等场景。这些硬性规定的活动与人们的实际工作和行为关系甚微，成为人们不得不参与的种种仪式。
“认认真真走过场，踏踏实实搞形式”这一说法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些政治教育活动的仪式化特征。如此，传统的一统观念制度在当代日常生活现实中转化为相应的仪式制度。
这一仪式制度不是从认知上建立了共享观念，而是在象征性符号和动员机制上建立和制度化了一整套程序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这些仪式性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延续和不断强化了一统体制的象征性意义。正因为如此，地方性、灵活性和“偏离”行为不会直接构成对一统体制的否定和挑战。其次，这些仪式性活动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们对于维系一统体制还有实质性意义。当人们“认认真真走过场”时，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对这一体制的顺从和接受。也就是说，这些仪式化活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维系、强化了人们相互间对中央权威的意识和认可。
任何权力……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
国家治理的诸多机制大多是在“用”官僚机器以实施其意图又不得不“治”官僚体制偏离其意图这一矛盾中产生的。
权威（authority）即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权力。
卡理斯玛权威则是以领袖的超凡禀赋来获取追随者的认同拥戴，从而得到其合法性基础，这在社会运动如农民起义和各类集体行为中尤为突出。
皇权建立在传统权威与卡理斯玛权威兼而有之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即一方面来自传统权威的祖宗之法，另一方面来自君权天授的卡理斯玛权威，体现在德治天下。
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且意义重大，即君权强，则官僚体制为用；君权弱，则官僚体制自行其是。
当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以法理权威为表、但更多地表现出卡理斯玛权威为实的混合型基础之上。
建国以来的各类群众运动可以从毛泽东卡理斯玛权威的角度加以解读。一方面，卡理斯玛权威可以有效地动员群众来投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建设过程中，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又持续强化了群众与领袖间的关系。这一卡理斯玛权威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卡理斯玛权威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延续的困难，因此可能会经历一个“常规化”（routinization）的过程，即将超凡禀赋领袖的个人魅力转而移植到稳定的组织设施上，使得这些组织设施具有卡理斯玛权威的禀性，涂上“神圣化”的色彩。建国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卡理斯玛化过程。
话语垄断权是维系卡理斯玛权威的关键所在。
“惟有以其内部非常严格的纪律为手段，方能维持其对被支配者确实有效的强势”。
政治教化不再如帝国时代那样是寓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象征和道德约束，而是建立在一个严密组织的官僚体制基础之上。
在“行政发包制”模型中，委托方只关心承包的结果即政策执行结果，所以他不但持有制定政策目标的控制权，而且保留检查验收的控制权，目的在于确保“承包契约”的预期结果；但另一方面，委托方将具体实施权和激励分配的控制权授予管理方。
中国的官僚体制不仅是一个组织制度，而且是一个人际关系交错相连的社会制度。
皇权通过运动型治理机制来打断官僚机制的惯性过程，将官僚体制的运行重新纳入君主意图期待的轨迹之上。
常规与运动互为因果的循环过程：官僚体制的常规机制越发达，其组织失败越是凸显，从而更有可能诱发运动型治理机制；而后者的启动有可能造成失控局面，打断社会正常节奏，迫使国家治理回归常规轨道之上。
在上级政府大张旗鼓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同地区可能暂时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例如，清除违章摊位）；但风头一过，地区间的差异故态复萌，这些差异被默认为是合理的。
政策一统性与执行过程灵活性之间的一个组织学悖论：国家政策越明确一统，它与地方实际条件的差异就越大，政策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的分离就越大，其执行过程就不得不越允许灵活应变。
官僚制组织有可能演化成以自我生存为目标的生命体，而不是致力于实现组织设计初衷的理性目标。
如果一个官员的政绩表现难以准确测量，提高激励强度只能是诱使他们加强与上级主管官员的非正式关系，以便规避仕途风险。
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如果不做好，镇、区、市的所有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当然如果做得太好了，也不行。一个镇管计划生育的专职人员只有两个，根本不够用。我们雇用了二十多人。这些人没有财政拨款，只能靠罚款养活。如果计划生育做得太好的话，没有罚款，就无法养活这些人了。所以，总是有一个自然平衡点，每年总有两三个违章的，罚个二三十万，正好够养活这些人。（访谈记录G0520）
在激励与组织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式激励机制力度越大，目标替代的现象越严重，共谋行为的驱动力便越强。
正如韦伯（Weber 1946）所指出，官僚制组织的一个特点是非人格化（impersonal），即按章办事，不徇私情。随着政府组织正式化程度的提高，建立在规章制度基础之上按部就班的日常操作也应该逐渐成为组织行为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这些制度化建设也应该减缓、缩小政府间共谋行为的程度、缩小其范围。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看到了与此相反的行政关系人缘化倾向，即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组织内部和组织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非正式关系——人缘化及其关系网络——经营运作；各级政府官员花大力气经营与上级部门领导、同级同事以及各个合作单位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和特殊性关系。于是，我们观察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法规条令、正式制度安排不断出台，另一方面非正式关系、特殊性纽带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延伸强化。而这些稳定可靠的非正式关系为政府间共谋行为提供了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条件。
共谋行为通常建立在深厚的非正式关系之上，这是因为需要通过“君子协议”来实现共谋契约。
在制度正式化的过程中，制度环境压力越大，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越高，行政关系人缘化趋势越强，政府间共谋行为的程度便越高 。